2.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李木子与沈曼之间，可能前者是友谊之上后者可能是恋人未满呢；

根据外媒《综艺》报道，新超人的又一个候选人是皮尔森·福德（《唬胆特工》《杀戮游戏》）。（他这张照片有点像亨利·卡维尔、马特·波莫和艾米·汉莫的综合体？）

邓承谦（鲁振顺）、庄振南（徐荣）、苏菲（韩马利）的人设都迎来180°大反转。

另外，预告片中，还有各种全身，半身，和脸部的大特写的镜头，同样也是画面感十足。

无论对于新海诚还是“少女拯救世界”叙事谱系而言，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突破。由于日本御宅文化大量复制了父权制对女性的性别凝视，于是基于这种文化系统建构的女性形象往往是可爱、纯真、无辜的少女。并且，她们经常体现为缺乏思想和行动力的形象。这无疑复刻了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常见的性别想象。实际上，新海诚以往的作品，仅仅因为“存在”就被赋予意义的少女角色，俯拾即是。因此，《铃芽之旅》中拥有旺盛的行动力、无穷的勇气以及坚毅的内心的少女形象变得更为突出。在这部作品中，新海诚更将“少女拯救世界”的经典叙事改写为少女通过拯救世界，最终拯救自己的故事。其中的男主角草太反而成为一个被“物化”的媒介，促使长大后的玲芽与过去的自己相遇，最后与创伤记忆和解。不难看出，《铃芽之旅》呈现出显著的女性意识。而在“世界系”作品的谱系中，这种女性意识的出现值得重视。当“少女拯救世界”的叙事模式开始“去御宅化”，摆脱“女性凝视”和僵化的性别想象，日本动画对“世界系”的改写方能真正地展开。

《长安三万里》还塑造出了李白与高适这两个极为立体的人物形象，既与历史互文，又基本符合受众的审美期待。李白是唐朝浪漫主义诗人的“天花板”，其诗奇幻瑰丽，他是世人眼中超脱于六界之外的谪仙人形象。与以往认知有所出入，片中的李白多了几分“人气”。他心有傲气，会因崔颢的一首《登黄鹤楼》而自愧不如，立志下扬州作好诗；他性子顽劣，会同裴十二盗劫柘枝舞女；他彷徨迷茫，会向孟浩然寻求是否入赘的答案；他甚至会犯错，耽于酒乐而忘却与好友高适的约定。但这种复杂的形象也从侧面突出了李白的矛盾性，他有出世魂，亦有入世心；他望展鸿鹄之志，却无奈只能流连诗酒之间。所以他隐居庐山后才会应永王之求，出山为其作诗。这一情节的设计，将历史上那个既可高唱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高傲李白与又可低吟“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”的无奈李白真实地呈现在观众眼前。相较于李白，高适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更偏类型化，他出身低微，口齿不清，非读书之才，但是勤奋刻苦成了他的标签，于是他成长为独当一面、收复长安的武将。在高适的身上，成长弧光熠熠生辉。但是，站在历史长河而观高适，他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人。在片中，他更多被塑造成了中间人的形象。站在长安历史的中间，他是唯一一个看见盛世长安与废墟长安的人；站在诗歌发展的中间，他既与“诗仙”李白交心，又与“诗圣”杜甫交志，是连接唐诗飘逸之姿与唐诗纪实倾向的诗人。事实上，李白与高适既相似又相异，他们在少年得意之时相识，有着对长安的美好向往，却自扬州分别后，走上了各自的道路。造化造物，因缘际会，李白与高适所寻之道不同，所行之事也不同。影片将浪漫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冲突置于前台，再次将出世与入世这一议题悬于二人与观众之间，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：以高适勇退吐蕃的叙事和携《河岳英灵集》而游四海的结局让出世与入世达成和解，即大丈夫自当如李白《侠客行》中写到的一般，“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，”既能入世而为又能出世而行。影片中，李白亲言《侠客行》乃依高适形象而作，这也道明李白入世之心。可是时代阴影下，李白的命运早已注定，宿命论说为李白蒙上了悲情，也正是在这种情境下，高适对命运的反抗更显悲壮，对他人的悲悯也更具力量。